西班牙政府重新定义代理暴力：从独立罪行转变为加重情节

西班牙政府近日对代理暴力法案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已通过部长理事会第二轮审议，即将进入议会程序。该法案将代理暴力定义为“一种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性别暴力形式，施暴者通过操控子女或受害者亲近之人，以造成最大伤害为目的”。根据最新提案，若法案获得通过，代理暴力将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加重情节纳入西班牙法律体系，这意味着涉及此情节的罪行将面临更高的刑罚。

受害者范围的扩大 新法案扩大了代理暴力的受害者范围，不再仅限于未成年人和残障人士。它将涵盖其他直系后代（如孙辈）、直系长辈（如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和受害女性的现任伴侣。平等部部长安娜·雷东多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自2013年有记录以来，已有68名儿童死于此类暴力，仅今年就有3名。她强调，代理暴力远不止于此，还包括针对儿童及女性身边其他人的虐待、攻击和持续威胁。

从独立罪行到加重情节的转变 这项法案的形成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讨论，主要在提案方平等部与共同提案方儿童事务部和司法部之间展开。去年九月公布的初版草案曾提议将代理暴力首次定为一项独立罪行。当时的论点认为，此举对于“明确界定并独立惩罚具有自身性质的行为”至关重要，并符合“国际人权和性别暴力法规”。然而，这一最初设想已被放弃，代理暴力最终被定位为加重情节。

转变背后的考量 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基于咨询机构（如司法权总委员会）、司法部和儿童事务部技术人员以及多位专家提供的报告和意见。这些意见指出，如果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的代理暴力罪行，那么也需要设立一个不针对女性的家庭代理暴力罪行。然而，西班牙刑法中已通过多种罪名涵盖了后者。此外，专家们担心，设立一个“中性”的代理暴力罪行可能会助长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施暴者反过来指控女性的现象。雷东多部长也提到了当前全球范围内“否认主义和女性权利倒退”的背景。多位专家此前警告，若不明确界定，可能会为“亲子疏离综合症”（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认为一方父母操纵孩子反对另一方）等概念进入司法判决提供空间，这与代理暴力的本质和社会需求相悖。

探视权、监护权和亲权争议 除了将代理暴力从独立罪行转变为加重情节外，法案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调整。其中一个关键争议点是如何处理涉及性别暴力案件中施暴男性的探视权、监护权和亲权。这个问题曾导致儿童事务部一度退出法案讨论。目前，民法典第92条和第94条规定，被判刑或正在接受调查的父母，或有“充分证据”表明存在暴力行为的父母，无权与子女亲近。但法院仍可在“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或“残障人士意愿”的考量下，在评估亲子关系后，酌情决定探视、沟通或居住安排。

儿童事务部曾主张，一旦有暴力迹象，应立即撤销施暴父亲与子女的所有接触，不给司法部门留下任何酌情处理的空间。然而，这种“自动化”的规定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相悖，因为法官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并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但与此同时，现有的司法裁量权也导致一些施暴父亲，即使已被定罪，仍能获得探视权、监护权和亲权。

经过紧张的谈判，最终法案引入了一项“自动化”规定：如果因严重的性别暴力或针对子女的暴力行为而被判有罪，亲权将自动取消。只有在撤销犯罪记录，即刑期执行完毕后，才有机会恢复亲权。至于监护权和探视权，儿童事务部最初要求的“一旦有迹象立即撤销”未能实现。但儿童事务部表示，新法案“以施暴者不能成为好父亲”为最高原则，规定法院在做出监护决定前，必须征求检察官的报告并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以往的“自动化”倾向，保障了儿童被倾听和保护的权利。雷东多部长也强调，“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司法判决的依据）不包括与施暴者共同生活”。

最终版本与现有法规相比，更明确地强调了听取未成年人意见以及法院附属心理社会团队对父子关系进行评估的重要性。

法案其他要点 在其他方面，新法案与去年公布的初版草案大致相似。以下是代理暴力措施组织法案草案的几个关键点，该法案将修改十项现有法律，并引入新的统计数据以收集所有代理暴力受害者信息。

未纳入范围的人群 ：表亲、侄甥、叔伯姑姨或朋友等，尽管有时与直系亲属有同等亲密关系，但最终未被纳入法案保护范围。宠物也未被纳入，仍受现有刑法保护；不过，在议会审议阶段，不排除通过修正案将其纳入的可能性。

禁止出版或传播相关内容 ：法案保留了“禁止出版或传播与所犯罪行直接相关的消息、文本、图像或其他内容”的规定。平等部部长表示，此举旨在回应类似何塞·布雷顿案中出版相关书籍的情况，社会曾对受害者表示支持，现在希望法律也能支持社会对此类行为的谴责。

更改姓氏 ：民事登记法第54条新增一款，规定因代理暴力而失去子女的幸存母亲，以及其他未成年子女，有权更改姓氏，以避免与施暴者在名义上产生关联。此前，此项权利仅限于代理暴力的幸存者。